美国经济危机最大的帮凶到底是谁

自从雷曼兄弟倒台，次贷危机升级为金融危机后，美国国会就在举行听证会探究金融危机的根源。美国国会不仅要求所有的当事人——布什政府、投行和评级机构等到国会听证，还召唤了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和前财政部长斯诺。2008年10月下旬的两轮听证会更是把矛头对准了评级机构和格林斯潘。

第一，有关信用评级机构在信贷危机中扮演角色的听证会。

到10月22日，美国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就华尔街金融危机举行了第三轮听证。这是一次有关信用评级机构在信贷危机中扮演角色的听证会，听证的主角自然是评级机构总裁们，他们分别来自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

这三大评级机构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一直被看作是金融市场的看门人，人们笃信他们的工作，他们亮出的AAA评级被视为安全投资的黄金标准。然而，当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后，人们看到了债券的“毒性”，也看到了评级机构的失职。

2002-2007年期间，华尔街出现了大量被贴上了安全标签的“有毒”债券，利欲熏心已经使评级机构失去了它的公允性。

然而，三大公司总裁并不这样认为，在听证会上，他们纷纷为自己辩解，他们的证词显得很苍白：这是由不可抗力引发的，谁也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直到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展示了相关的备忘录和报告，他们才无言以对。

其实，穆迪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丹尼尔在2007年就意识到了金融系统的风险。在2007年10月给公司董事会的报告中，麦克丹尼尔明确告知管理层：公司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说，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市场忽视评级质量，而是在对评级质量进行惩罚。发行人要高评级，投资者不想评级下调，银行家在玩短视的游戏，在此基础上的恶性竞争已将整个金融体系置于危险之中，“我们的竞争对手发疯了，所有的东西都给了投资评级，而这些东西根本不合乎投资评级”。麦克丹尼尔当时就警告，次贷市场正在走下坡路。

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还提供了这样的证据：三大评级机构员工对于评级工作的评价。

标普员工的话令人震惊：“我们什么都可以评级，哪怕它是头母牛。”而穆迪员工评论自己的工作时宣称，我们不像是在进行职业的评级分析，更像是在把自己的灵魂出售给魔鬼来换取金钱。而惠誉公司的员工则说：“评级机构创造出一个更大的怪物——债务抵押债券市场(CDO)。但愿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已经富裕地退休了。”

这些员工对职业操守的反思，如今却成了三大评级机构的有力罪证。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维克斯曼这样总结：信用评级机构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他们在金融市场占有特殊地位，是数以百万计的投资者依赖的标准，但是，评级机构破坏了这一信任，他们的评价不再客观，并且使我们的整个金融体系处于危险之中。

第二，召唤格林斯潘到国会听证。

由于有一派经济学者认为，格林斯潘任期内拒绝对金融市场加强监管，并一再减息，助涨房市泡沫化，最后房市崩溃拖垮了信贷市场。

2008年10月23日，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就金融危机作证。

如评级机构的总裁们一样，被称为全球“经济沙皇”、“美元总统”的格林斯潘也对自己曾经实施的低息政策进行辩护，他说金融衍生品的作用在于平摊风险而不是积累风险。

随着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格林斯潘被经济学家拉下了神坛。在2008年10月23日的听证会上，格林斯潘不得不承认，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自己错误地认为银行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放贷时谨小慎微；自己错误地解读了住房市场的繁荣。那么，他到底是替罪羔羊，还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之一？

作为自由市场理论的忠实拥趸，格林斯潘曾在2005年5月发表的演讲中称：“私人监管在限制额外的风险负担方面相比政府监管更为优越。”事实上，在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主席大权期间，他反复警告立法者不应限制市场，反对诸如对某种金融衍生产品加大限制力度的意见。然而他在听证会上的证词却与他的这一观点相悖逆，他的证词说：“将债务打包成证券产品然后标售的金融公司应部分持有这些证券，同时应在防止欺诈和交易结算方面加强立法监管。”

格林斯潘不得不承认：他过去抗拒对金融市场监管的做法，有一些过错。他说：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假设那些自利的银行等机构，有意愿也有能力保护其投资者、银行的资产以及银行的生存。

当然，格林斯潘在2005年就注意到投资者忽视有关风险，但没想到这些问题会造成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导致自由市场体制的崩溃。到后期美国经济出现危险苗头的时候，格林斯潘也果断地觉察出来并奔走呼吁。

然而，布什政府却在危机苗头显现时依然盲目乐观。在2008年，小布什多次发表演讲表示：美国的经济仍然富有活力，经过刺激以后，会比以往更加强劲。8月30日，小布什说，最近公布的一些数据表明，美国经济状况正开始好转。而事实上，之后的数据越来越悲观，包括就业、消费、房地产等等数据一个比一个差。直到10月份，小布什才公开承认，美国经济“处于艰难时期”。对于是否会衰退，则只字不提。

可以说，布什政府对于此次金融危机 一向乐观的总统布什终于在金融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次贷危机发生时政府表现得非常迟缓，直到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才组织采取措施救市，可是已经无可挽回。

罪魁祸首：华尔街文化的原罪，华尔街向来崇尚冒险，资本的逐利性和人性的贪婪，让华尔街文化变成了一种以冒险主义为核心的文化。这种文化虽然一直被看成一种积极创新的楷模，一种大胆尝试的榜样，但其实质却不过是用复杂掩饰简单、让结构主导本质。

在电影《无间道》里有这样一句话：“在道上混，早晚要还的。”此次华尔街的风暴恰恰印证了这句话。到2008年9月底，华尔街的五大投行全部沦陷，世界头号保险公司又掉进无底洞，华尔街的脆弱结构以及冒着巨大风险进行投资的错误暴露无遗。

其实，当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开始偏离并购中间人、公司和个人投资顾问以及证券交易商和富有客户的投资经理等传统角色时，在竞争和更大利润的驱动下，它们开始大力开发资产支持的证券和其他衍生产品等令人兴奋的新花样时，也就注定了其要为日后的倾覆付出巨额代价，因为投资银行承担的风险越来越高，已经超出了其控制能力。

可以说，投资银行的垮掉是咎由自取。分析家们也由此看到了两个问题：第一，华尔街的盲目乐观。埃默里大学的金融学教授雷·希尔说：“我不认为他们对自己承担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第二，监管无力。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马克·格特勒说：“问题在于缺乏透明度，因为管理机构无法像评价商业银行那样评价投资银行的风险。”

历史不能倒退，除了追究责任，人们还关心华尔街文化该何去何从。

如今，五大投资银行有两家落入商业银行手里：美国银行买下美林，摩根大通接管贝尔斯登。2008年9月23日，纽约的一位破产法官批准把雷曼兄弟几乎所有的资产卖给英国巴克莱银行，巴克莱将得到雷曼兄弟的精华部分。摩根士丹利则考虑与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美联银行合并。投资银行并入商业银行，以及两党领袖敦促采取新的规定加强透明度和对银行投资的管控，都很有可能使华尔街退回到几十年前的状况。

1929年，美国爆发股灾，银行业出现大萧条的危机，美国国会针对这一局势在1933年制定了证券法和银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禁止银行销售股票和债券。因为这种陋习导致全国成千上万的银行破产，使无数顾客的存款化为乌有，他们当时还享受不到联邦担保的存款保险。投资银行业和商业银行业在1933年法定分离。

美国金融投资领域的“大蛋糕”得以被投行们独享。投行们如鱼得水，被称作“华尔街五巨人”的五大投行更是凭借超凡实力，迅速崛起。

但是，后来由于美国银行面临外国银行的竞争——后者没有相应限制，可以做经纪业务，开设或获得新的业务范围，美国国会不得不在1999年撤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用《格拉姆·利奇·布利利法》代替。

这样，商业银行大规模进入投资银行的传统地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直接购买投资银行，2000年摩根公司收购美国大通银行就是最典型的一例。投资银行在传统业务领域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于是不得不用借来的钱支持自己的命脉，同时为获取利润和扩张，他们选择了冒险，把赌注押在风险越来越高的证券和衍生产品上。

那么，在次贷危机中首当其冲的商业银行还没有倒下，为什么投资银行却率先纷纷倒下？

原来美国商业银行虽让大量没有稳定收入、信用记录欠佳的贷款者通过次级贷，做上了房东，但商业银行追求的是“握银在手”，也就是说，他们充分地估计了这次风险的可能性。同时，那些信托机构、证券机构、抵押贷款机构的存在也帮了他们的忙，商业银行将次贷资产池中的贷款转售给他们，同时也将一部分风险推向了下游。而这些机构则将次贷进行证券化打包，做成一个个光鲜艳丽的金融衍生证券，用人们不懂的高深概念来故弄玄虚。

偏好高风险的投资银行看中了这些金融衍生品的高收益，它们纷纷买下这些金融衍生证券，并承诺卖家在未来还本付息。接下来，投行开始了新一轮的冒险与创新，它们雇用了一批金融精英，让这些人与评级机构一起，使用“金融创新”的手段，把这些信用等级偏低的证券进行剥离，又经过一系列的操作手法，使原本具有高风险的次级债，有一部分被评为AAA级。最后，投行开始实行其从生产到收益的跨越——将这些包装后看上去信用等级较好的金融产品，转手卖给商业银行。

可惜的是，根据假设设计的模型，运算结果明显低估了市场的风险。因此当次贷危机所引起的连锁反应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危机后，一切开始变得无法收拾。而投资银行们不得不为自己的冒险埋单。

当然凡事有利有弊，太平洋第一顾问公司的合伙人托马斯·阿特贝里说：“类似的行为将会减少。”华尔街重生之后，可能依然会选择冒险，但是此次教训会让他们更好地掌握冒险的尺度。

不过，也有可能在最初的几年自律之后，华尔街的本性会促使它又会重新走向放纵，随着下一波牛市集体狂欢进入下一轮的疯狂，毕竟——人类的记忆往往过于短暂——从垃圾债券王国德崇D倒闭到现在，也仅仅过了18年的时间。